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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趣味语文：从天龙八部看金庸的武侠世界
　　
　　《天龙八部》的作者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主人公虽性格各异，但无不至真至性，共同闪耀着“侠义精神”的光芒。金庸之前的武侠小说中的侠士，多以单纯的劫富济贫、好打抱不平之言行来体现他们的英雄行为和侠义心肠，其人物形象较有局限。司马迁写《游侠列传》时，赞赏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同时也引用韩非的一句话——“侠以武犯禁”，指出其尚武好斗的不足。的确，“侠义精神”充满着暴力与个人意志，带来了杀戮和血腥，这在崇尚法治、倡导社会和谐的21世纪尤不足取。金庸却巧妙地解决了这一矛盾，复活了“侠”的形象。一方面，他让这些侠义英雄生于社会动荡、国家意志薄弱的时期。因为这一时期社会矛盾和人间恩怨不可能有更加合理的方式进行调解，在坚守社会普遍道义准则的前提下，以暴制暴就成为一种现实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他牢牢地把握住了行侠仗义的准则。他笔下的侠，从红花会英雄到袁承志、郭靖、杨过、张无忌，都不滥杀无辜。在《天龙八部》中，乔峰的“复仇”也完全合乎那个时代的父债子还的社会道义准则。聚贤庄一战，虽然他大开杀戒，但在那个你死我活的危难时刻，很难说那是滥杀无辜。最后，他的自杀，更是将侠义奉献给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和平大业。可以说，义薄云天的乔峰，憨厚诚朴的郭靖，心地善良又略显懦弱的张无忌，无一不是具有鲜活时代生命力的侠义形象。
　　金庸武侠小说表现了“仁”这个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高价值观。金庸之所以能复活“侠”，正是因为他超越了“侠”，上升到了“仁”的高度。侠者，尽兴而已；义者，尽忠于友而已。“仁”则不同，仁是爱，仁是人道主义，是一种“不忍”之心，是对人本身价值的发现和肯定、弘扬与赞美。《倚天屠龙记》中，明教经文“生亦何欢，死亦何苦，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正是金庸对“仁”的自我解说。金庸通过对各种各样的志士仁人的形象刻画，表达了对“仁”的赞美和思考。如郭靖，讷于言而敏于行，非常符合孔子对“仁者”的定义。“襄阳保卫战”又让他的“侠义”提升到了爱民众、爱国家的高度。而乔峰的“侠义”更是一种超越民族，超越国家的大仁大爱。
　　金庸武侠小说深入地探讨了传统文化中的“善”与“恶”。正邪两派的斗争，是善与恶的较量。武侠世界中从来正邪不两立，邪不压正是武侠的根本原则。然而，金庸试图从更加人性化和更加真实的层面上来考察“正邪”的观念和现实的矛盾。杀人无数的金毛狮王竟与正派主角张无忌感情深厚，张无忌又当上了被认为是邪教的明教的教主，并与敌国的郡主赵敏相爱，而正派的灭绝师太刚愎好杀，周芷若暗藏心机……这种“正邪转化”的现象造成金庸笔下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金庸小说的所有人物形象中，也多以正邪参半的形象最具魅力。而金庸要着重否定的则是那些打着“正义”的幌子谋取权力、满足私欲的人。如教材节选部分丁春秋、慕容复、游坦之等人围攻乔峰，只不过是以正义之名，各行一己之私。
　　在金庸武侠小说中，封建正统观念也得到了批判。乔峰的悲剧既不是性格悲剧，也不是命运悲剧，而是社会悲剧。其根源正是封建正统观念。因为乔峰正是孔夫子口中的“夷狄”之民。他本来在中原武林中拥有“北乔峰”的美誉，靠自己的实力身居丐帮帮主的武林重位，击退西夏一品堂，德服帮众，誉享天下；可是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在杏子林中他被告知了一段武林旧事，他竟是故事中那个契丹婴儿。他不再是乔帮主，他不能在中原立足，他成了“契丹狗”，他自己也为之苦恼不已。就这样，乔峰一步步地陷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文化怪圈。
　　此外，金庸武侠小说还蕴含着佛学思想。正如陈墨在《赏析金庸》中所说：“这部《天龙八部》浸透了佛家的哲学思想与美学思想。它的意义来自于这种贪、嗔、疑的‘性之毒’及由此而造成的‘人生之苦’与‘人世之灾’的揭发与破解；它的境界来自于对这种人生、人世、人心与人性的大悲怜与大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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