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诗人两反目 《王书》“序诗”成檄文

　　菲尔多西（940－1020？），中古波斯诗人，著有叙事诗《王书》。这部诗是古代波斯民间文学的总汇，有近六万行。按照当时的惯例，受国王保护的著名文人的创作都要题献国王，一般来说卷首还应有颂诗一首。为了让诗人在这部作品中将自己的形象塑造得高大一点，当时国王答应，诗歌写完后，诗人将得到的报酬是每行诗一块金币。不料创作完成后，国王的大臣却只给诗人每行诗一枚银币。不但如此，由于诗中有对暴君苛政的猛烈抨击，因而招致国王不满，国王不仅拒绝接受该书，还指令一些御用文人写诗讥讽他。菲尔多西在盛怒之下，也写了一首讽刺国王的诗予以还击。国王下令对这位胆大妄为、犯上作乱的诗人加以惩处，而菲氏早有准备，此时已逃出了国境。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后来，正是这首不仅没有对王政歌功颂德、反而是冷嘲热讽的诗却成了《王书》的序言。

八年磨一剑 序言变自传

　　1798—1805年间，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湖畔派”的代表人物华兹华斯花了几乎八年时间给自己的诗歌写了一部《序言》。这本身已是一个惊人的记录了。而在这篇长达十四章的诗歌体“序言”中，作者回忆了从童年起的全部生活经历，叙述了他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从他醉心于启蒙派的思想和向往法国大革命开始，一直到他转向相对保守的浪漫主义立场为止。很明显这已不像是一般篇幅有限的序文那样，仅仅是为某部作品所写的、必须依附于正文的评论或推介性文字，而是写成了一部独立性很强的自传性长诗。本来，这是诗人为自己计划中的哲学诗篇三部曲《隐士》所写的引子，但由于这部《隐士》实际上诗人只写了一部分便搁笔了，这篇“无依无靠”的序言于是只好摇身一变，成为一部独立的、著名的自传性长诗了。

痛感爱情失意 叶芝“君子报仇”

　　爱尔兰诗人、象征主义文学学派代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叶芝曾向著名女演员毛德·冈两次求爱，均遭拒绝，后又向其养女求爱亦惨遭失败。濒于疯癫状态的叶艺从此偏执地认为，根本没有人认识到他的天才和他诗歌的真正价值，一切善意的赞扬在他眼里都变成了无意的误解、有意的嘲笑和恶意的讽刺，包括他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在这种情形下，他写了一部《幻象》来亲自解释他的“象征主义”，实际上是故意把它写成了谁也看不懂的、充满了可笑的隐语、迷语、鬼话和胡话的一部书，被认为是人类著述史上骇人听闻、空前绝后的一个恶作剧。还不止于此，《幻象》的序言是叶芝杜撰的一位友人“阿赫德”（影射毛德·冈）写的。在序言中，叶芝以友人的口气解释了诗人写这本阐释性著作的原因——罗巴茨（叶芝的化身）得到一本《神圣人类星象图》，他请友人阿赫德写个评注，但又写得令人很不满意，于是经过一番争吵，他们决定请叶芝先生来处理这件事。叶芝欣然接受了，不过又请了阿赫德写了这个序言。

阳翰笙勇施“苦肉计” 众人“放炮”演“双簧”

　　1932年，“左联”人士霍秋白、茅盾、郑伯奇、钱杏邨、华汉（阳翰笙）等为重版的长篇小说《地泉》（华汉著）作序。这就是著名的《地泉》五序言。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这么多序言绝对不是当今某些序言那样通篇充斥的是一些肉麻的吹捧或无关痛痒的“商榷”，而是毫不留情地对创作中表现出的问题进行解剖与批评。原来，这是“左联”人士们在当时的特殊年代，希望通过内部成员出版作品的契机，以一种自树靶子的方式，对左翼文学创作（主要是“革命小说流派”）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进行清算，以保证革命文学的健康发展。华汉毫不犹豫地充当了这出“苦肉计”中的主角。我们今天还可以从这些序言中看到前辈们为革命文学的健康发展而斗争的勇气与智慧。如瞿秋白的序言《革命的浪漫谛克》尖锐地指出，《地泉》“连庸俗的现实主义都没有能够做到”，“《地泉》正是新兴文学所要学习的‘不应当这么样写'的标本”！茅盾的《观后感》说，《地泉》表现的不好的倾向，是“作为一种’风气‘或'文学现象’存在的，它实是1928-1930年绝大多数（或者不妨说是全体）此类作品的一般倾向”。《地泉》作者华汉亦在《序》中虚怀若谷，诚恳地接受瞿秋白等人的批评，表示为了克服这种倾向，要“到大众中去”，“到无产阶级队伍中去完成我们的生活”，“学习大众所需要的作品的内容和形式”。

红色中国送灵感 理论大师出高见

　　与梁启超先生的“喧宾夺主”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例子在外国也发生过。著名华裔美籍学者李欧梵先生在《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一文（载《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说到这样一件事：他从前的同事、现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帕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本来要为后现代理论权威杰姆逊（FredricJameson）的著作《文化转向》作序。谁知写得性起，结果越写越长，竟至成书！《后现代性的来源》一书就这样“一不小心”就产生了。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杰姆逊的“后现代性”它是安德森的《后现代性的来源》都与中国有些关系。1985年，杰姆逊在北大讲演，第一次提出了他的“后现代性”思想；而《后现代性的来源》则在追溯其来源时认为，此词虽最早见于西班牙文坛，但其也与上世纪中叶中国革命的成功有些联系。当时有一位美国诗人查尔斯·奥森（CharlesOrson）曾提出，20世纪的上半叶是现代，下半叶就是后现代，后现代的动力不是西方，而是第三世界，特别是中国的革命。由此可见，中国革命对后现代文学理论都是有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