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中国的研究传统上注重中国的文化(“汉学”一词就是由此而来的，所含意思是对中国的研究已独自成为一门学科或者专业)。这种研究与政治学中以科学方法为发展导向的自发运动结合在一起，在“二战”后的那代研究者中以及在政治文化概念中发展到了顶峰。汉学认为，中国完全不同于“西方”，不能用西方使用的那些术语来解读中国。政治文化的概念更具有普遍性，把科学的政治学研究扩大到紧随去殖民化而形成的新政治制度的雄心导致了这一现象。政治文化尤其是现代性理论的特征，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人们对于社会如何发展变化的知识兴趣(intellectualinterest)，而且或多或少也清楚反映了人们对冷战时的美国的政治关注。
这种知识上的关注旨在使政治学研究变得“科学化”，从而区别于对政治学研究原来所被断言的那种状况的讽刺性描述：它是描述性的、以历史为基础的、规范性的、关注于正式的体制和制度结构的。随着殖民主义的撤退，新的国家形成了，人们相信这种变化尤其是必不可少的。世界不同地区拥有不同的文化传统，是否掩盖这些不同是区分传统和现代的又一方法。
除了上述学科方面的基本原因，还有某些特殊原因使得政治文化成为中国政治研究的核心主题，即一个半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自身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是中国政治的核心主题。当然，和其他许多主题一起，中国的政治话语围绕着如下问题展开了争论：传统文化(不论如何定义或理解)是应该被保留还是应该被颠覆?传统文化是中国走向富强的障碍还是走向富强的一条特色道路?它在当今的世界是否依然具有重要性?它是否能够为一个被内部骚乱和外国侵略所困扰的社会提供道德上的凝聚力?不管是因为中国确实是与众不同，还是因为研究者们坚持认为中国是与众不同的，中国政治研究一直还没有真正融入到一般政治学中。在一般学科中，政治文化已经失去了它以前的大部分优越地位，在中国政治研究中或许也不像以前那样受重视了，但仍然有观点认为如果不承认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就无法正确理解中国政治。
本文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诉诸文字的思考(thinkingoutloud)。它对现代化理论研究进行了批评，但对它的洞察力给予了应有的承认，这也是我所希望的。问题是不考虑中国的独特文化似乎就不可能研究中国，但同时也很难把任何东西直接归因于中国文化。通常在政治学中，文化范式(就规范性而言和知识理性[intellectualreason]一样)大多被建立在理性选择基础上的解释所取代。这种方法(起源于经济学，就像政治文化起源于人类学一样——作为一门学科，政治学似乎具有某种寄生性)实际上认为所有人实际上没有什么分别，相同情形下对同样的动机都会作出同样的反应。关于这一点还有许多值得论述，就像经常提及的理性选择是基于特定的文化假设(这起源于西方的启蒙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如果说本文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那就是历经磨难的文化分析最适合用于历经磨难的理性选择。
现代化理论中的政治文化
在现代化理论中，文化被当作一种可以预言一个社会是否能实行现代化的变量。虽然也有不少观点认为某些传统文化(特别是日本文化)比另一些文化会更容易接受现代化，但人们一般还是认为“传统”文化必须让位于现代文化。对于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家(特别是如果把马克斯·韦伯看作该理论的主要发起人)而言，其一般观点认为传统中国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障碍。最近，越来越多的人则认为儒家思想和现代性实际上是相容的。这两种理论解释可能都反映了它们各自出现时的社会状况，至少作为知识上具有说服力的推理思路都是如此。
www.qingsong8.com 早期对政治文化的讨论与政治分析中旧有的“民族性”类型(nationalcharacterstyle)有密切的关系，对此抱有反感的人可能会将之视为那些通常不讨人喜欢的陈词滥调的集合。在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Almond)的公式中，政治文化包括对待政治学和政治制度的主观态度，即包括“政治知识和技能，对于各种政治目标和过程——对于作为整体的政治制度、对于作为参与者的自身、对于政治党派和选举以及集会以及官僚机构等等——的情感和价值取向”。
政治文化概念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一般范式的一部分，而结构功能主义力图使政治研究更加科学化，其方式就是从出于自身原因而对某些特殊制度的关注转移到识别那些在任何政治体制下都必须发挥作用的制度功能。这对于把后殖民社会和其他非西方社会引入比较政治学的范畴是很有作用的，因为在这些体系中，正式的制度(议会等)并不总是以与在西方国家那里完全相同的方式发挥作用。这引起了人们对所谓的政治发展的兴趣。很难给“政治发展”这个术语准确地下定义，但它一般是指政治体系得以与经济增长同时发展的方式，或者指的是与经济增长相容的政治体系的形成，有时它被默认为意指稳定的自由民主政治的发展。正如经济增长不只是直接的和简单的物质产出，还要取决于对待经济活动和财富的特定态度一样，政治发展也同样取决于人们对待生活和政治的态度。
现代化理论通常会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作出区分，尽管一些人提出警告，反对作出太过分明的区分。主导性的学说认为虽然传统社会彼此是互不相同的，但将它们与现代社会并列进行比较时，这些差别就变得无足轻重了。这种研究方法反映了马克斯·韦伯——尤其是经过他的弟子，美国人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引申和发展之后的观点。按照帕森斯的说法，在前现代社会中，地位是被赋予的，而在现代社会，地位是获得的;在现代社会，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发散的而不是特定的;这种关系会面向特定群体的人作出调整，而不是受到普遍规范的引导;人们是情感性的而不是工具性的;而且群体的集体利益优先于个人的权利和利益。除此之外，在实际中存在一种用心理学术语理解文化的趋势，这在传统(或转型)社会中的人们的性格特征中可以反映出来。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人格类型(personalitytypes)的相对重要性可以通过民意调查得到衡量，这种调查实际上使我们可以估算出一个社会中持某种特定观点或态度的人的数量。探索那些加强了自由民主政治的文化类型的公民文化工程(CivicCultureproject)是这些调查中最为人所知的。公民文化维护着政治体系，公民之间彼此互相信任，并相信他们的观点会受到重视。调查结果出奇地在意料之中：美国拥有的文化最贴近典型的公民文化;英国的公民文化也发展顺利，但是其风格更像是“国民”文化而不是公民文化;德国人是很好的国民，非常顺从;而意大利的公民文化则一团糟。墨西哥的情况是一种例外，是一种有抱负的文化(aspirationalculture)：墨西哥人对政府行为带来的实际结果评价很低，而对自己影响政府的能力拥有相当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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