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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指导:“对话与问答”无须此消彼长（二）
二、语文教育教学以“理解”作基础来提升“对话”与“问答”的质量
　　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于20世纪提出了“对话哲学”概念，他认为真正的对话是“从一个开放心灵到另一个开放心灵之话语”。伽达默尔说：“真正的对话是一种理解，真正的理解必然是一种对话，理解是对话的第一要义。”不难理解，在这里，“开放心灵”、“真正的理解”是一个充分必要的条件。比如，对语文素质教育的理解与实施，所有的语文工作者就需要获得这样的一个共识，即一个对话的前提：清楚语文教育的对象，即语文教育实践究竟在培养什么人；清楚教师自我，即语文教育实践对于自我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3]清楚它们，才不至于在浮躁的教育实践中迷失语文教育的方向，才不至于在繁杂的学校生活中失去语文自我。只有在这样的基本理论指正之下，我们的课堂语文、生活语文、学术语文才会各得其所，又相互映衬；只有在这样的基本观点指正之下，我们基于不同的教材、学生和教师所采取的不同的应用原则和应用技术，才不至于南辕北辙。
　　语文教学是以“理解”来推进“对话”的。语文教学是各种各样的对话，听、说、读（看）、写、评概莫能外。语感，建立在对原对话的模拟之中。所谓“原对话”，是指以各种符号保存下来的可以品评的文本。大师一段文，凡人一句话。所谓“模拟”，是指学习者身临其境地仿效获得一种自由境界。所以，模拟原对话以获得语感，是需要心心相印的交流，当然，有时是瞬间的。“林妹妹才不会说出这样的混帐话。”这是宝黛二人的心灵对白。说者以此传送信息，“我爱你”，听者将此储存心里，“我也爱你”。而这中间的链接媒介是心与语的流动。诵读“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觉出的愁是江水，江水奔涌不停、缠绵不断，自己愁在这般的境地中。为何这般？一是愁与水似，比中相融；一是词人之愁借水态为媒传送欣赏者，感动顿生。传送是一种对话。“言意转换”，同样建立在对话之中。“语言的运用，即言语的过程，也就是一种‘转换’过程，或者说，‘言语’就是‘转换’。”“就是‘物’与‘言’的转换，‘心’与‘言’的转换，就是‘心’经由‘言’关系着‘物’的转换，当然也包括反方向的转换在内，构成双向的转换关系。”[4]这段话告诉我们，眼中之竹而胸中之竹而手中之竹，是一种看（读）——思——写（说）的对话过程。因此，语文的学习是一种永远的对话。在这连绵不断的对话之中，听说读写反复结合，智能情理始终统一，从而语文的言语能力和言语主体得到全息式发展，身心获得极大的收获和快乐。这就是“痛苦之花的甜实”魅力。“言语互换”，同样需要建立对话平台来繁荣自己。无论是怎样一种情况的言语交际，“可以说是一个信息传播过程”[5]。发音——听音，听音——发音；发出信息——接受信息，接受信息——发出信息，都是一个对话的过程。总之，不管是听说，还是读写，语文的繁荣需要对话这一途径,但是提升对话的质量就必须以理解作为基础。
　　语文教学同样应该以“理解”来推进“问答”。医生问诊应该属于问答形式，它通过问答来确诊从而给予医治。专家认为，问诊是医生通过与病人或知情人交谈，详细地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情况，经过分析、综合，全面思考而提出初步临床判断的一种诊断方法。医生的医术素养、治疗经验、观察询问是前提，提问视角和方式要依据病者的情况而定，极为重要。比如说“课堂提问”，就需要以“理解”作基础来提升提问质量。下面的几种提问方式就因缺少理解，导致“问病”，教学质量收效甚微。如轰炸式提问、口头禅式提问、作秀式提问、半截话提问等。有老师分析，对于还未通读文本的学生，本应该让他们自由轻松地朗读课文，充分解放孩子的大脑，可一连串的问题轰炸，学生头脑发昏、发涨，不知从哪一个问题入手，心中的沉重包袱成了读书思维的累赘；提问随意，仅以“是、对、行”就可以将那些简单问题作出回答，其中不乏人云亦云的“南郭先生”，他们响亮的声音只是脱口而出的传声筒；教师采用让学生提问引出学习课文，方法本来不错，可是让学生提问不是为了尊重学生，不是为了点燃学生思维的火焰，好象只是做给别人看的，只是作秀而已。学生提出十几个问题，五花八门，教师既没有进行梳理归纳，也没有点明重点难点。能不能通过学习课文解决这些问题？该从哪个问题找到学习课文的突破口？学生心中困惑不已；引导学生说完整的话，培养学生自己独立思考问题能力，这些都是教师课堂教学的重要目标。有的课堂总说前半句话，让学生接答后半句，使学生养成了“挤牙膏式”的回答问题习惯，对学生将来的自主学习带来不利的影响。[6]这些做法究竟是因何而至如此的呢？简而言之，缺少理解，缺少对课程、教材、学生乃至教师自身的透彻。总之，语文教学需要“对话”也需要“问答”，但是，都必须以“理解”作为基础，从而步步深入，获取教与学的高质量。
　　更换一个更加宽阔的视野来说，作为“对话与问答”的基础，“理解”自身需要广阔的知识背景作为基础，比如需要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等给予铺垫。哲学让我们懂得行事的方法论，知道之所以如此；社会学让我们知道当今是一个什么形态的社会，从而了解对教育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经济学让我们知道当今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的特征，从而对教育作出相对规定的要求；文化学让我们知道当今社会的文化状况，从而有利于确定教育的程度；心理学让我们知道青少年一代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从而有助于制定教育的目的。总之，“对话与问答”的确需要不同层次的知识作为基础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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