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史互证”，从本质上乃是源于传统的训诂考据学方法而参以宋代以来的史学方法以及近代西方史学、语言学、诠释学理论精华的一种既打通汉宋，又融合中西的史学研究方法。从内涵上讲，“文史互证”方法主要包含两层意义：一是从史学角度考证诗文，即用史家广博丰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对古诗文中不易索解或易被误解的字、词、出典等，从历史的层面予以透辟的考订辨误解说，尤其要注意诗中所含与当时历史事实有关的“今典”成分；二是以诗文为史料，通过发现其中时间、地域、人物等史料成分，分析诗中的古典与今典，并与史籍所载相参证，从而更全面地把握历史真相，对古人的思想、情感及其所处时代社会达到真正了解。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今天所能见到有关魏晋南北朝历史的记述相当有限。不仅如此，受正统的史学观影响，历代官修正史记事本身亦有其局限性，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斗争和民族矛盾复杂交织，以致禁网严密；易代之际，黑幕重重，统治集团之作为，更是不可告人。史家秉笔直书，每每得祸。因此对当时政治中的许多隐秘，故用曲笔；对封建统治者的恶行，也常有回护之处。这种加工过的历史资料流传下来，固然有助于后人对历史脉络梗概的了解，但在某种意义上，又妨碍对历史某些真相的探索。

中国古代诗作以抒情言志为主，与史相比自有其不同的功能作用。尽管如此，古诗中仍含有一些与史相通之处，潜在的史料价值不可忽视。儒家传统诗教之说认为诗有“兴”“观”“群”“怨”之功用。所谓“观”，或曰“观风俗之盛衰”（郑玄说），或曰“考见得失”（朱熹说），即要求诗人在诗中反映社会现实，使读者藉以了解各地风俗民情、时运盛衰。所谓“兴”“怨”，或曰“感发表意”（朱熹说），或曰“怨刺上政”（孔安国说），总之是在诗中写出对统治者的怨刺，反映诗人内心的哀愁喜怒，是诗人情感心理的最直接表述。这些功用具体反映在诗作里，遂使诗与史之间有了一种特别的关联。在三百篇的影响下，后世诗人自觉不自觉地在诗文创作中，将自己所历时代的政治、思想、文化、风习连同自己的襟怀抱负情感生活一齐写入，实际上是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反映当时现实包括时代心灵史的第一手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