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租·“权力家庭”受贿６４９万

    在*高达６４９万元的受贿簿上，最多的一笔来自浙江某集团公司：1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６年，*通过其妻刘耐雪、其子郑海榕，收受该公司负责人李某某以顾问费、股份收益等名义给予的财物共计２９２万余元。

    ９年间，从每月２０００元的顾问费，到一笔免去近２００万元住房首付款，随着*的权力扩展，其与家人的受贿行情“水涨船高”。

    早在1９９７年６月，该集团就开始“聘请”刘耐雪为顾问，月薪２０００元。期间，适逢集团的中层干部投资成立针头车间，刘耐雪只凭一张“借款５．２万元”的借条，以儿子郑海榕的名义入了股，每月分红２８００元。对此，*心知肚明，称之为“干股”。

    和母亲一样，其子郑海榕也很会利用父亲的权力“赚大钱”：

    ２００２年，他大方地收下了李某某赠送的一辆奥迪车，后将该车卖得1８．５万元“揣入腰包”；此后，他在上海购房，又收下了李某某赠送的首付款1７万元；２００３年５月，李某某把下属公司５％的股份送给他，２００４年底就有了２５万元分红；２００５年底，他要买上海该集团公司的房，李某某一下免去首付款1９９．２５万元……

    官员手中的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的权力，却成了他与家人共同获利的“摇钱树”。

    药商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２００２年２月，全国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房间来了个不速之客——李某某。他想替下属企业申办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和一次性使用输液器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希望郑局长“帮帮忙”。

    *当即安排其秘书，带李某某去找时任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的郝和平。就这样，李某某企业的注册材料获得国家药监局的批准，出奇地快。1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３年，该集团下属公司申报的２４种药品的注册，靠着*这棵“大树”，一路绿灯。

    郑海榕有一张招商银行信用卡，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６年，每月都会收到广东某公司打来的1万元钱，共计７０余万元。而他却没在这个企业工作过一天。这位负责人还以为*家“报销”装修费为名，送给郑海榕２５万元。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广东这家公司负责人证实，1９９９年，公司需进口化学药品原料“盐酸纳洛酮”，找*帮忙后顺利进口；２０００年，公司向国家药监局申请成为药品零售跨省连锁试点企业，通过*向相关部门打招呼，最终获批；２００３年，公司药品物流配送中心申办《药品经营许可证》，也在*的帮忙下顺利通过……

    ２０００年夏，浙江一制药公司负责人得知国家鼓励生产某种新药，便找到了*。７月1８日，*对该公司直接送来的申报项目报告作出批示。不到一周，药监司就“飞速”地发文同意。为此，这家药厂的负责人特意将郑海榕约到香港，送给他一张1００万元港币的现金支票。 

    当检察官讯问*：“如果郑海榕不是你儿子，他们会送他1００万元港币吗？”*回答：“我想不会。因为他们是冲着我手中的权力送钱的。” 

    家人站台前，*居幕后，联手上演了一幕幕“前门办事，后门收钱”的好戏。随着私欲的膨胀，特别是独揽了药品注册大权后，*更加无所顾忌，赤膊上阵，从幕后跳到台前亲自受贿。 

    ２００1年至２００５年逢年过节，海南某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某都会到北京给*“上供”，少则５０００元，多则上万。*前后笑纳了11万余元。该公司申报药品注册时，*亲自给注册司和审评中心打电话催办。 

    企业送钱，真的都是朋友之谊？ 

    这一点，药商们很清楚。某药商就承认：“之所以聘请刘耐雪为顾问，给郑海榕款物，主要因为他们是*的亲属。公司希望在业务上得到郑的关照和帮助。” 

    这一点，*也十分清楚：“送钱的人都是药企的老板，都是发生在1９９８年我任国家药监局局长以后……都是冲着我的权力来的。” 

    对金钱的贪欲，使*一步一步走向堕落、走向毁灭。 

    药监局系列腐败案查处期间，*先后４次转移其在办公室收受的美元、欧元、港币、人民币总计达３４０余万元；转移的珠宝和贵重手饰、书画等经鉴定达1００余万元。 

    错位·首任“掌门”玩忽职守 

    1９９８年——改写新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历史的一年。 

    这年３月，伴随机构改革，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卫生部药政司等合并组成副部级机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医药管理局局长*出任首任局长。 

    国家设立这一新机构的初衷，是按国外成功经验将药品收归一个行政部门统一监管，更好地保证1３亿民众的用药安全。新机构的成立，也给了人民群众莫大的期待。 

    不幸的是，新机构首任“掌门”*却以权谋私、收受巨额贿赂，忽视了肩上的千钧重担——十几亿中国人的用药安全。 

    *的目中无“责”，在２００1年到２００３年一项被他称为“浩大工程”的专项工作中暴露无遗。这一名为“统一换发药品批准文号”的专项工作，涉及许多种药品，直接影响全体中国人用药安全。 

    当时，由于历史原因，存在国家以及地方多种批准文号，监管难度也较大。修订后将于２００1年1２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明确规定，药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取消地方标准。对于按地方标准生产的药品，经审查批准，可以上升为国家标准药品，即“地标升国标”；不符合的就必须淘汰。 

    无疑，对于新机构来说，这是一次加强监管的好机会。然而，“掌门”*一错再错，让这项工作背离初衷，反而给造假者又提供了一次机会，给用药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 

    如此重大的全局性工作，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听取有关部门和地方的意见，没有局部试点，没有上报党中央、国务院，甚至没有经过局党组和局务会议集体讨论。２００1年４月1０日，*违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和民主决策程序，自己大笔一挥，签发1８７号文件，启动了换发批准文号的专项工作。 

    由于换发文号工作量太大，难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1８７号文件出台９个月后，*又大笔一挥，签发了５８２号文件，从实质上降低了药品审核标准。 

    按照1８７号文件，“专项小组对上报材料进行汇总和复核”；而５８２号文件，则改为“企业申报时可以提供的有关材料可为复印件，由省级药监部门重点审核其原生产批件和原始档案，专项小组仅对上报的资料进行形式审核，并对原始档案进行抽查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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