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这是偏远农村，又属于国家级贫困县，没什么‘油水’，很多人都还不愿意当村长呢。”家住**南阳农村的**坦言。

　　“虽然穷，但俺听说，俺们村每年雨季都会出现危房，上级要下发补贴，平时也会给五保户等发补贴，这些钱到了村干部那里会被克扣一部分。俺们村长的工资一个月就20块钱，村干部贪点钱太正常了，没好处谁干呀？”电话里，**的笑声很憨厚。

　　事实上，在**的农村，这种现象也并非没有。**市检察院在一次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展览上将“村官腐败案件”作为完整板块展出，其中提到一个案例：**市延庆县井庄镇中，村官占据了案件数量的70%以上，由村官腐败引发的群众信访已占农村信访总量的50%以上。

　　输入“村官腐败”百度一下，就会出现19.9万篇的相关网页。遍及全国各地的村官腐败可谓“触目惊心”。分析相关报道可以看出，近年来农村最突出的腐败问题就是“村官将黑手伸向集体土地”。

　　**省**市纪委办公厅曾公开披露，**市**区前进乡望花村村委会主任**非法占有国家和集体财物1000多万元，还骗取国家土地出让金，非法转让国有土地从中获利，其违纪违法金额共计**00余万元。

　　来自人民网的报道称，**省岚皋县堰溪村原村支书王显正隐瞒收入不入账，先后将转让土地款19万元据为己有；江西省丰城市阳坊村6名村干部从20**年开始，短短3年，挥霍公款达36万多元；**省慈溪市界牌村原村支书朱晓其，在其任职的13个月时间里，利用职务之便挪用村集体资金609.6万元。

　　人民网转载**法制报的报道称，**省**县昭关镇潭泉村3名村官在协助昭关镇政府协调、处理华东电网50万伏输变电滁州至马鞍山线路在潭泉村境内施工过程中，利用经手、管理施工占地、青苗等给予各种补偿费之机，采取收款不入账、虚报冒领等手段，侵吞公款3.75万元后私分。

　　据统计，自20xx年以来，**省微山县人民检察院共受理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线索32条，涉案金额3**余万元；立案侦查涉农职务犯罪案17件28人，其中，贪污、挪用公款案13件22人。

　　无独有偶。**省**市高新区人民检察院自20**年建院以来，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7件14人，其中涉及农村干部的案件就有6件12人；重庆市政法机关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村干部违法犯罪呈上升趋势，村官腐败成为破坏农村社会稳定的一大根源。

　　“在村干部腐败案中，大权在握的村支书兼村主任的一把手犯罪占非常大的比例。另外，村支书、村主任和村会计这‘三大员’相互勾结、共同作案的情形也并不鲜见。涉案金额，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数百万，甚至几千万元。”**市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科科长董钊曾对媒体这样表示。

　　“在不少地方，腐败村官富得流油，集体却一贫如洗。这直接侵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阻碍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张虎林说，村干部本应为农民的“带头人”，有些却蜕变为农民身上的“寄生虫”，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

　　位小权大缺少监督

　　村官是“从事公务”的人员，但不是公务员，故而纪委的纪律之杖够不着；村官是一级组织的“干部”，但不是我国行政意义上的“党政干部”，故而“监察”的规矩之箍套不上。

　　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些村官如此胆大妄为？

　　“村委会权力太大。”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焦洪昌告诉记者，按照法律规定，村民自治主要权利应当体现在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大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8个方面的事项应该由村民会议决策，但实际上这种民主决策权并没有落实到村民会议中，村民自治变成了村委会自治，这就使腐败有了潜在的可能。

　　而权力之手最容易伸向金钱，尤其是在村级财务管理混乱时。有专业人士曾这样归纳：有的村，村支书签批，村主任也签批，造成财务管理混乱失控；有的村，会计、出纳不分设，让一人兼任，更有甚者，村会计、村主任和村支书有一定的亲缘关系，钱账不分，白条坐收坐支，缺乏制约；个别从事财务的人员不懂会计业务，不坚持原则，惟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命令是从。这些都为村干部腐败打开了方便之门。

　　“公开村务、公开账目对防止村干部腐败有好处。”**对记者说，可是村干部如果不公开账目，农民也没啥好办法。

　　因为看不到账目，一些村民代表根本就不清楚财务家底，所谓的村民监督小组也就形同虚设。“公示墙”、“明白纸”，在农民心里也就变成了“糊弄墙”、“糊涂纸”。

　　记者了解到，虽然村务公开、政务公开已经搞了好多年，各地也出现了许多好的做法，如村级财务实行定期公开，村里重大项目或开支由村民理财小组商量讨论，村级财务实行“双代管”等，但有些地方或单位只是走过场、搞形式。

　　“村干部违法违纪问题的背景和成因十分复杂，但主要与村里的民主氛围、村务公开透明程度密切相关。”张虎林说。

　　有人指出，上级部门监督不到位是另一个原因。由于政务繁忙，人手不足，一些地方对村干部腐败案件，持“民不举，官不究”的态度。有关部门对于村干部的管理，也是按职能分工各管一段，缺乏协调机制。一些乡镇干部反映，村民委员会是一个自治组织，乡镇与村委会不是领导关系，乡政府对村干部不好监管。他们感叹：“老办法不顶用，新办法不会用，软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

　　专家对此做了更深层的分析：村官是“从事公务”的人员，但不是公务员，故而纪委的纪律之杖够不着；村官是一级组织的“干部”，但不是我国行政意义上的“党政干部”，故而“监察”的规矩之箍套不上，连被监督的份儿都没有。

　　其实，法律赋予了农民监督村干部的权利，那么，他们又能起到多大的监督作用呢？

　　“只要不太过分，我们一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说，就算去告状，如果告不赢，可能还会被刁难，“有那功夫，还不如多花点精力在田里，多收点粮食呢。”

　　专家指出，大多数村民自治意识和观念相对淡漠，再加上一些地方没有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行有效的宣传，致使许多村民不懂该法，难以组织起来集体监督村干部的日常工作。因此，大多数村民也难以发现村干部的越轨行为，即使发现了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惩处不力法律难落实
　
　　实际上，关于惩治和预防农村腐败问题，现有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已经有很多。问题在于，农村腐败问题情况复杂，涉及到诸多复杂因素，加上制度界定腐败现象的成本很大，所以，惩治不力和预防无效的现象也是存在的。

　　除了预防不到位外，发现问题后的惩处似乎也不容乐观。

　　某市一位纪委常委、监督室主任曾向媒体表示，目前，个别乡镇认为抓党风廉政建设是软指标，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而且“现有的某些制度规定，也不能从实际出发，而是照搬照抄，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很少，更谈不上实施责任追究”。

　　还有的乡镇领导认为基层工作难度大，特别是农村干部出点问题在所难免，怕查了案子伤了感情，影响工作积极性，于是能捂则捂；有的把查案和稳定对立起来，怕查了案子乱了班子，于是能拖则拖；有的不愿查案，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

　　“实际上，关于惩治和预防农村腐败问题，现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已经有很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告诉记者，首先有关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党内文件都有明确规定；其次是国家刑法对于各种腐败现象有明确的法律制裁措施；另外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管理法对于农村腐败问题都设定了相关条款加以防范，包括群众监督、村务公开、政务公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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