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余年来执政实践不断自我完善的说明，是执政党执政理论重要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史上是没有先例可循的，是中国共产党为解决自身问题的一项创举，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

　　这么好的《条例》出台了，能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想，关键在抓落实。从理论上讲，《条例》再好若是不落实，那也仅是做秀的花架子，仅是好看不好用的摆设。所以，《条例》的落实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在现实中，一些同志在《条例》公布后，对能否落实很是担心，为什么呢？有三个理由：第一，我们社会历来就有一个光重视制度建设不重视落实的毛病，对违反制度现象存在着“过分容忍、优柔寡断、畏难手软、息事宁人”的做法，心肠实在太软，不将制度的落实当回事；第二，我们有些部门的领导太重视自己手中的权力，行使权力带有一定的随心所欲性，经常会发布一些不讲理由、但又不让监督的封杀性指令；第三，从根本上看，我们有些有权的领导压根儿就不喜欢受人监督，现在一下子将“监督”提到这样高的地位，从其内心来讲，肯定是相当抵触的，因而对这个《条例》的“本能性抗拒”是少不了的……也许正是由于上述这类问题的存在，才使过去的社会出现以下这样的现象：“硬的(制度)”斗不过“软的(权力)”，才使“有形的制度”敌不过“无形的家长制”，才使“硬制度”敌不过具有绝对权力的“软领导”。的确，从这个意义上讲，若是这个“致命的软肋”得不到“克服”，那么，像《条例》这样的“好制度”也会被打上一个大大的折扣。

　　怎么办？我认为，必须要从三个方面加以落实：

　　第一，要充分发扬民主。吴官正同志说过“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也是党内监督的基础”，从这句话来看，民主不仅仅是党的生命，也是社会的生命；不仅仅是党内监督的基础，也是社会监督的基础；所以，不仅仅要发展党内民主，而且还要发展社会民主。若是要问腐败为什么会泛滥到对共产党、对国家、对社会主义达到“生死存亡”的程度？我想，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既缺乏党内民主，又缺乏社会民主。所以，我非常同意吴官正同志所说的：“在贯彻实施《条例》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发展党内民主的极端重要性”。

　　第二，要克服监督中难点和薄弱环节。我们常说“党内没有不接受监督的特殊党员。”我想，既然在我们党内没有不接受监督的特殊党员，那么，在我们社会中肯定也不应该有不接受监督的特殊部门。胡锦涛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郑重表示的“要接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监督”，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因为在当今的中国，哪一个部门都不会比中央政治局大。但是，看一看现实生活，真还有一些拥有“特殊权力”的“特殊部门”存在着“不太善于接受、不太愿意接受监督”的“毛病”呢！我想，对这些拥有“特殊权力”的“特殊部门”来说，他们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个《条例》，更要“讲道理地用权”，更要“科学地用权”，更要“从根本上符合广大人民利益地用权”，更要“有先进文化内涵地用权”，决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想当然，更不能因为自己认识不到而不让监督。

　　第三，要清除思想上的障碍。过去，党内监督没有搞好，我想，原因大概有三个：一是对被监督者存在错误的认识。在不少人的潜意识中认为凡领导同志都是“特殊材料”组成的“优秀的人。对不对？只对了一半，一般来说，不优秀是很难走上高级领导岗位的，然而忘掉了在商品大潮下这些“特殊材料的人”发生蜕变的可能性，现实的情况是：这种“蜕变的可能性”因为“不接受监督”变得异常地大。二是在对监督行为存在错误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监督就是对坏人、坏事、坏现象的揭露和批评。于是很多人就简单地将它视作为“揭露阴影面”，是往“党的脸上抹黑”，因为是将“监督”与“弘扬主旋律”对立了起来，“监督”因此就经常是处于一种理不直、气不壮的异常“尴尬的境地”。

　　对那些主动起来监督的监督者存在偏见。我们社会历来有一种监督错位的问题，即不是将监督的矛头对准那些应该接受监督的人，而是经常将眼睛盯住那些想监督有权人的监督者，总是以怀疑的眼光去看这些监督者为什么要“主动监督”，总是怀疑监督者在监督动机上的“别有用心”，因而经常让这些监督者有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总让他们感到“别别扭扭”，总让这些监督者为自己的“主动监督”付出一些“不必要的代价”。所以，我们必须清除这些思想障碍，每个党员干部既要把自己看作普通一员，坦坦荡荡地接受监督，又要尽党员的职责，敢于监督别人。这样，《条例》的落实就有了保证。